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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解放思想大讨论学习与参考第50期

  

学习与参考

 

 

第50期

 

省委大讨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3年6月20日

 

 

●专题报告之四:经济发展与市场思维

 

 

经济发展与市场思维

 

 

  用市场思维分析、观察当前经济发展的这个题目,是当前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深化体制改革的一些最前沿的问题。

  一、邓小平同志的“市场革命”

  为什么首先讲邓小平推动的市场革命?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翻了60多倍,被称为中国增长奇迹,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走上了市场化的改革之路。这种选择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迹,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格局。

  从1980年到2012年全世界最发达的三个经济板块和金砖四国增长指标看,增长速度最高的、发展水平最高的始终是中国,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增长始终是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最大的推力是什么?十七大把这个经验总结为五个化: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这五个化里面,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国际化讲的都是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而市场化讲的是发展体制,最重要的就是发展体制。工业化不是今天才有的。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就已经开始城市化,无非就是步子慢一点。信息化是新东西,但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式。国际化也不是今天才有的,只不过我们过去的国际化是比较封闭的,只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化,现在是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化。中国经济列车之所以由缓慢运行转到了快速运行的轨道,其中最大的发展体制动力就是市场化——中国式的市场化,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发展道路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市场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动力,这种认识是来之不易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反社会主义历史传统的问题,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传统中没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计划经济、非市场化发展是社会主义历史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马列主义的经典,也是经过大量马列主义学者论证过的一个“定理”。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排斥商品交换、市场经济,可以用高效率的社会计划替代市场经济活动。这个观点确实是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研究马克思主义应该客观地对待历史。现在很多学者为了给我们今天搞市场经济找理论基础,就讲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讲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完全是荒谬的。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假设中,确实是排斥商品交换、排斥市场经济的,他们是经过大量论证的。马克思假定,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之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之后,市场经济会永远存在下去吗?不会,那么替代市场经济是什么东西呢?他认为可能是有高效率的社会计划体系。但这是假定,是在假定资本主义特别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之后。没有被实践所证明的东西都是假定,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实践的时候,就是以这种理论的假定、论断为基础,作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一个基石,所有的计划经济的基石都是假定。

  今天我们历史地来看计划经济,我觉得有两个观点:其一,不能对计划经济全面推倒,计划体制、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曾经成为推动经济获得巨大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苏联社会主义的战争时期,我们国家立国的时期,这种体制在特定的时期成为推动经济获得巨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其二,排斥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始终难以超过资本主义,最终垮了下来。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失败,但是计划体制失败了。计划体制以马克思的假定为基础,但是经过实践的检验是不成熟的,这点必须得承认。把计划体制作为常规的经济发展机制,在我国肯定不行。

  计划和市场曾经被苏联的学者称为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计划和市场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争论了60多年,苏联从30年代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计划体制能不能容纳一点市场经济,能不能容纳一部分,容纳哪一部分呢?苏联在实践中容纳了一部分,比如承认利率,斯大林时期曾有保留地承认商品,承认利率杠杆,承认价格竞争。前苏联、前东欧很多国家在五、六十年代也进行过把计划体制融入市场的实验。我国同样如此,改革开放是从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融入市场的探讨开始的。那时候个体经济、私人经济、股份制、价格竞争等,都还没有。这些东西的属性是什么,哪些是市场经济的范畴,哪些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争论的很激烈。对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能不能融入市场经济,争论了60多年,仍然没有弄清。围绕社会主义能不能容纳商品经济的范畴、市场经济的范畴的讨论,在理论界争论的过程中,最终要破题而没有办法破题的是什么?理论探讨有一个不可逾越的边界,一个解禁的边界,就是市场经济的制度有没有制度属性。我们把市场经济分成两种,一是市场经济的技术特征,比如说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成本结算、利润评价,这些我们都可以利用。二是市场经济还有制度特征,这个制度特征不能兼容,因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表现形式,这个制度边界是不可逾越的。我们可以利用它的技术方式,但是从整体上来容纳市场经济是不允许的,因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制度特征的一个表现。那时候,每碰到一个问题都争论,搞证券市场,争论得一塌糊涂,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搞股份制企业也争论,甚至中央的改革政策也争论。最后邓小平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石破天惊地指出,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非常重大的社会发展的理论实践的过程。争论了很长时间都没有逾越边界,邓小平同志一句话就揭示了本质,就是市场经济没有社会制度的属性,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一语中的,为社会主义史上60多年的争论画上了句号。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下来,成为纲领性内容。十四大召开前,江泽民同志听取了包括中央党校老师、老教授、学术界元老等人的意见,都一致赞成把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明确地讲出来。针对各方面意见,中央下决心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党的经济纲领。

  邓小平同志讲市场经济没有制度属性。我认为,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文明的发展成果。被马克思称为老师的亚当·斯密有几个重要思想:其一,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这个观点的提出比资本论早一百多年;其二,只有劳动分工的发展,才能不断的提高效率;其三,市场交换是劳动分工的实现形式;其四,市场自由和充分竞争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亚当·斯密讲,市场经济有社会化和创造效率两大历史性经济功能,这两大功能到现在为止,人类的经济劳动没有办法替代。第一,社会化生产,把千千万万不同分工的生产者和经济行业,联结为一个极其巨大复杂和有机联系的社会经济体系。人类的社会化生产活动是怎么搞起来的?它的基础是什么?如何把不同的分工,包括农民、工人,各种制造业、非制造业,上游企业、基础行业、中间行业连接起来?现代经济学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市场交换。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是市场交换,行业之间的贸易也是市场交换。如果没有市场交换,没有交易,光靠计划经济,真正复杂的分工根本不可能实现。我认为,计划经济最大的一个不可能的假定,就是可以把所有的经济行为利用精密的办法计算出来,这怎么可能呢?人的正常活动是有文化含量的。比如,一位女同志,同样的工资收入,可以把它存下来去买房子,可以去旅游,也可以去做美容。这是人类的一种文化活动,这怎么可能计算出来呢?所以说,计划经济最大的失败是这种假定的失败,就是把人类的精神活动、消费活动都计算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只有靠市场经济,靠各种复杂的市场交换、货币交换等才能实现,这是唯一的办法。第二,通过市场竞争创造生产效率和社会经济效率。从根本上创造效率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竞争。尽管竞争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除了竞争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创造更好的效率,当然效率不代表一切。亚当斯密的这些观点,是我们共产党人很长时间没有想通的。通过邓小平同志一点拨,大家就都想通了。市场经济的东西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市场经济已经在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了。在我国市场经济中,企业通过竞争促进了效率和创新,行业、区域通过竞争使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市场经济使我国的经济盘活,国家财富快速增长,家庭收入大量增加,商品市场空前繁荣。这是一个事实。

  改革开放十多年后的1990年,我国GDP在全世界排名第11位,当时巴西比我国还多1000多亿美元,西班牙比我国多出近2000亿美元。我国和印度、荷兰这些国家排在一起,大体上是3000亿到3500亿之间。美国的经济总量是我国的10.15倍,日本是9.63倍,俄罗斯是1.83倍,巴西是1.4倍。我们与这些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但到了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市场经济没有制度属性这一认识是重大的突破。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才能把市场经济对推动经济发展有用的东西都拿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也是有问题的、有矛盾的。根据目前学术界最前沿的研究,市场经济有四个非常重要的矛盾:其一,利润最大化和社会公共产品。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社会公共产品呢?环境污染这么厉害,环境治理谁来干呢?没人干。这就是矛盾,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怪物。其二,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是在同等机会的条件下大家进行竞争,但是市场竞争的条件永远是不平等的,每个企业的起点,竞争的主体实际都是不平衡的,就是市场效率不能自然地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总会有穷人和残疾人,他们怎么竞争呢?其三,企业理性和企业非理性。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主流经济学假定企业都是理性的,就是有基本的道德规范,基本的商业规范,这种观点有点太极端。实际上在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活动中,无论是美国,还是我国,在各个行业都有一些企业是非理性的,企业的理性和非理性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市场经济一个统一的假定,所有的企业都是有理性的,都遵循同一个商业道德的规范来进行市场竞争,这个假定是错的。不管美国、欧盟,还是中国,都有一些为富不仁的企业,都有一些恶意违反商业道德的企业。总之,企业的理性和非理性是并存的,市场本身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四,信息不对称和公平竞争。什么叫信息不对称?买卖双方的不对称,卖方信息总是保密的,相对有保留,买家想知道要买的商品的真实性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样怎么进行公平买卖呢?很难做到。这就需要另外一个机制、非市场机制的补充。市场经济的四大矛盾,并不是否定市场经济,恰恰是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之外还有三个基本的调节机制,这三个基本的调节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一是法律调节。二是行政调节。三是道德调节。这三个调节机制不是外在的市场经济的关系。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合理边界在哪里?完全放任的市场自由主义肯定不行,过度干预和过度国家调节也不行,这两者之间怎么均衡?这是一个很大的世界性课题,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我国都在探索这个问题,只不过我们中国人靠的是自己的实践。

  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矛盾

  通过历史观察会发现,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一个具有自身历史特点的发展过程和发展模式,这个过程和模式,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完全解释清楚的。有人讲中国经济没有模式,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认为不能去做这种概念的计较,无所谓是模式还是非模式,反正中国经济有自己的样板,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具有自身历史特点的发展过程和发展模式。

  下面,我们来分析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个什么东西?它的优点在什么地方?它的趋势是什么东西?它会朝什么地方发展?我认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就是在市场化改革的发展过程中,不放弃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方针,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经济的基础是所有制基础。在政治上,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国家经济的控制力量和政府管理发挥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前提下,我国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太一样。首先,西方没有公有制为主体;其次,我们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与西方不同的。这两条是最关键的东西,没有这两条就不能称其为中国特色的道路,就和其他所有的市场经济完全一样了。

  中国特色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两个并存:一是公有制主导和多种所有制并存,二是有一个强势政府和市场竞争并存。毋庸讳言,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市场经济确实有很多批评和批判。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模式是价格竞争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国家的控制力、政府管理的作用也特别强大,所以国外学术界就批评或者反驳。比如说中国是权威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等等。在国际上,认同中国发展的国家很多,但是认同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很少,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很少。

  实际上,世界上从来没有“标准市场经济模式”。举几个最典型的例子,美国人自认为是混合经济模式,就是私人经济和公共经济,以私人经济为主;德国人公开标榜说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北欧国家称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模式,即高福利、均等化和市场相结合的模式;日本叫做政府规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日本中央政府对日本整体的经济影响很大;新加坡叫新权威主义市场模式。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发展的背景、基础来进行市场经济的实践、探索和改进。这里并没有标准的问题。

  中国特色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有三个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一是快速持续推进工业化、城市化。我们国家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办法,尽管很多人批评,但是必须承认,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果没有强势政府主导的作用能搞起来吗?完全靠市场自发的发展,当然可能会实现,但时间会很长。今天的北京、上海、石家庄等,并不是靠市场经济的自然的规律,而是靠国家和政府组织。二是有效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我们国家的高铁、高速公路、港口设施、高压电等等,在全世界都获得很高评价。我们国家能把这么优质的公共产品、社会基础设施,包括生态建设等搞起来,如果没有国家的组织是不可能办到的。现在美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困惑的问题,就是如何向中国学习。因为美国的基础设施是影响其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导致美国东南沿海城市大量停电,根本原因就是线路老化。到2020年,美国的基础设施重新改造更新资金缺口将达3.6万亿,这是什么概念?美国人现在的国债总额已经突破了1.45万亿,甚至到1.5万亿以上,这是美国国会和奥巴马批准的一个最高限额,如果到了超过了这个限额,再不紧缩就得采取措施了。我国在不长的时间里建设了这么好的基础公共设施,港口、机场、海陆空立体的设施、地铁的设施等,如果完全靠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三是有效构建国家战略产业体系。国家战略产业,包括石油、石化等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历史教训的。普京上任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和困难就是没有钱,他治国的雄心壮志没办法实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什么没有钱?普京发现钱被用来进行前一轮改革了,被那些掌握国家资源命脉的大企业拿走了。而这些人把大部分钱作为一种国际通货放在国外的银行。如果你的政策满足他们的利益,他就会给你点钱;如果你不满足他的利益他绝不会给你钱。当时俄罗斯国库空空如也,普京采取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变相的国有化,把应该由国家掌握的战略产业,被私人拿走的那些资源产业、产权或资本所有权拿回来,最后成为重要的国家财源。后来,俄罗斯给老兵发钱,给失业的人提高救助金,给大学生增加补助,这些钱都出自这里,这样俄罗斯一下子就搞活了。我们把关系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的战略产业、资源产业都掌握在国家手里,这是非常正确的,没什么可争论的。如果我国的石油产业是民营经济,就不能开放产权。否则一开放产权,很快就会被国外的一些大公司拿走,因为他们的投资优势大得多。

  同时,我们也有三个重要的缺点:一是行政机制过度干预市场,市场机制很难充分发挥作用;二是垄断部门过度膨胀扩张,竞争效率和经济效率增长缓慢。国家在一些重要产业方面垄断,在这个发展阶段是有必要性的,但是过度垄断也不行,不断膨胀扩张,甚至对一些非战略性的产业也不放手,这就导致了经济效率增长和劳动生产力的低水平;三是政府过度参与经济发展,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严重缺位。政治过度参与经济发展导致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严重缺失。现在我国的老百姓对政府最不满意的,不是政府做了什么错事,而是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还相差甚远。上述三个重要的缺点影响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未来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适度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这种适度的政府干预要管战略规划,要有宏观调控,对重大项目进行配置,对国家资源进行调控,对市场进行管理,必要的行政审批也是需要的。什么资质都没有的企业可以随意进入一个行业,肯定不行。如何把握这个适度,是现在考量政府管理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包括中央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政府干预和市场干预的边界在哪里?怎么处理这个边界?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

  下面,我就如何确定、分析和考察市场机制和政府调节的合理边界,做个案例分析。从2010年第二季度到去年第三季度,我国的季度增长出现了环比下降,连续十个月环比下降,一直到去年第三季度的增长只有7.4%。我国宏观增长不能太低,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控制的底线是7.5%。去年第三季度跌破了7.5%,只有7.4%,但是到最后一个季度又上升到7.9%,皆大欢喜。没想到今年一季度增长7.7%,全世界都大跌眼镜,绝大部分都没预计到这个结果,对中国经济过于乐观了,也可以说是对中国经济自身的问题看得还不太深。从去年到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处在一个不稳定的弱增长阶段。本来到去年年底工业增加值已经慢慢上升了,但是今年的第一季度,一、二月份工业增加值大幅下降,发电量也是下降,当然四月份开始回升。但是,第一季度的前半部分是大幅下降,国内工业企业的利润都是在缓慢增长、低水平增长的这个状态没有根本改变。现在观察企业的重要指数PMI,是研究企业运行的指数。PMI的分界线是50%,50%以上是企业在正常运营区间,50%以下是衰退,47%以下就是深度衰退了。我们用这个数据详细分析中国企业,制造业最近四个月都是在正常指标的边界临界点,不是很高,但也不是很低,说明现在企业整体的状态还没有根本地恢复。从地方财政收入看,今年第一季度,中央和地方都大幅下降,四五月份以后开始有所回升。总之,中国经济目前是不稳定的综合增长,甚至是一个不稳定的弱增长,这是我们国家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

  为什么会出现出现增长水平下降?当然有政府原因,比如说由于中央限制公款消费,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所影响,少了两个百分点。但是这是短期的,关键还是在结构调整,最重要的是企业运营,要从企业角度来观察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我国最重要的制造业为例,可以从企业的视角窥视到整个宏观经济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从我国制造业大中小企业的运行情况看,50%的达标线或运营红线都是一样的。目前,制造业中大企业总体状况都比较好,应该是在正常运营的状况中;中型企业的问题比较大,现在慢慢有所好转;小型企业还在衰退的状况中运营。小企业5月份的PMI值还是往下降,从47.6到47.3。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大企业现在开始慢慢收缩,在正常的运营线之下,中型企业状况现在不是很好,最大的问题是小企业,整体市场状况仍然比较糟糕。中小企业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就业。从企业内部结构可以看出,现在我国的就业形势相当的严峻。从全部企业制造指数的内部结构看,包括生产、订单、库存、就业、配送等五项指标,现在比较向好的是生产,问题最大的是库存,当然就业也不怎么样。现在整个企业运行最大的问题是库存,企业库存基本上还在深度衰退的边缘。企业库存的积累,必然导致产销失衡。这是我们国家市场情况的一个最基础的情况。这反映出我国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刺激起来的增长,还没有完全回到依靠市场供求支撑的增长。目前,政府刺激需求的增长和市场实际需求的增长是有矛盾的,导致我国出现这种不稳定的温和增长,或者不稳定的弱增长。库存积累,产销失衡,必然导致产能过剩。河北是钢铁大省,以钢铁产业为例,2013年全国新增高炉32座,新增产能2700万吨,总量达到10亿吨,全国需求量6.5—6.8亿吨,就是我国产能利用率大概是68%左右,不到70%。根据中钢协会3月份数据,22个大城市钢材5大品种,库存比年初增长30%,创历史新高。第一季度钢铁全行业的销售利润仅为0.28,亏损面30.9%。为什么产能过剩?当然有市场因素,但是产能过剩后面都有一个政府的推手。这个政府的推手,我觉得不仅反映在传统产业,而是大面积过剩。比如光伏产业现在问题也相当严重。全国80%以上,大概有85%左右,把光伏产业作为本省本地区的战略重点产业。去年全国150家光伏企业的产能约为450GW。据欧洲光伏工业协会最新预测,全球光伏市场2012-2013年总需求在20到40GW之间。我国的光伏产业技术不是最高的,特别是核心技术水平不是最高的,我们没有什么核心技术,依靠的是别人的技术,但是我们的正常产量已经达到了全球产量的总和。这样的产业和产能还能叫相对过剩吗?市场经济无法辨别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低科技产品、高科技产品,它只认同你能不能在一定的时间中按照老百姓的购买需求卖出去。按市场经济的观点,在一定时间内卖不出去的东西都是垃圾。所以实际上我国的光伏产业不是相对过剩,是绝对过剩。这里面除了企业家的判断失误之外,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后面都有政府的推手。由这个大背景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干预市场,比如可以推动事情做得快,可以推动发展快。政府干预市场最大的局限是什么,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政府干预市场有千万个好处,但是有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只能创造供给,而不能创造最终需求。你搞开发区、搞招商引资、搞融资平台,都可以搞得很大很强,但这都是创造供给。按照市场经济的供求平衡,能创造局部的需求,但是最终需求是要老百姓用兜里的货币把你买下来消费的东西,不管是公路也好、飞机也好,开发区也好,就是市场的最终购买者,最终消费者还是得依靠市场供求、市场竞争。所以我觉得政府在某些阶段可以通过政府的推手创造供给,创造GDP,但是你不能创造最终需求。如果供给和最终需求之间搞得缺口太大,那就是潜在的危机和风险。

  政府过度干预肯定不好,现在干部、学者、企业都反对。但是为什么改革这么艰难,明明知道市场化,还要跨过传统边界,靠政府这么强的推手,搞出来光伏产业的总产量超过了全世界的总需求,这不是过度干预是什么呀?我觉得有三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计划思维,计划管理惯性。我们过去就是计划经济培养起来的,现在也不能完全脱离计划经济,计划管理思维是我们最熟悉的东西,而市场化管理是我们才刚刚学习的,我们真正熟悉的东西是计划思维、计划管理,不会说改就改的。二是相应的市场思维和市场管理的水平不高。三是资源配置权力和利益的问题。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尼斯坎宁,在对政府管理和政府改革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分析理论,被称为“尼斯坎宁模型”,就是任何政府机构都有双重性利益偏好,一是为公众利益服务;二是政府机构利益最大化目标-薪水福利待遇最大化、资源配置权利最大化、对政府决策影响力最大化等等。这两个偏好同时存在。当为老百姓服务的偏好和机构之间有矛盾的时候,政府不一定自动地站在老百姓的那一边,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命题。也可以说,所有的政府都有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本能,为人民服务的本能,同时也有机构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当这两种本能发生矛盾的时候,政府不一定会自动地偏向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本能。尼斯坎宁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个郑重挑战,希望全世界能有一个政府拿出案例,推翻他关于政府动机双重性的分析模型。除了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敢跟这个应战。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践行的是科学发展观,我们要敢于应战。当然今天应战不行,我们要慢慢应战。这个模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国家要向哪里去,并不是有定论的。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要警惕市场经济发展的逆向趋势,一是强化政府干预,就是这个干预不是在弱化,许多是在强化。二是政府资源也不是在弱化,而是在强化。强化行政干预,强化政府资源配置,必然弱化市场竞争。三是强化垄断,必要的垄断是合理的,但是过度垄断,不加制约的垄断,肯定是不公平竞争的。四是强化经济。比如腐败问题,根子就在行政过度干预上,就是权力交易买卖,就是权力资本化,或者资本权力化。就是当资本和权力捆在一起时候,什么都得乱,而且这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地方。

  中国特色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向哪里去?首先,市场经济的市场化方向。其次,市场改革关键在政府。政府向市场放权放利,就是自己割自己的肉,我觉得不太可能,必须得有一种制度设计。政府行政干预就是人财物,这个不得了。我不赞成强势政府,但政府也不能太小。我觉得强政府还是要强,关键是强什么。有人认为强势政府不行,难道我们是一个弱势政府吗?我觉得不是强政府和弱政府的问题,是你强政府强什么的问题。我认为强势政府转变,应从干预市场强势、资源配置强势、垄断强势,转变为法治强势、公共服务强势、国家战略发展强势。

  三、用市场思维解破发展难题

  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增长方式和生产方式转变的紧迫性。从中央到地方,到学术界,对这个紧迫性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紧迫性?紧迫性完全不是来自于理论分析的深入和理性认识的深化。这个增长方式、生产方式的转变来自一个非常大的论点,就是我国在15—20年后,发展环境将发生四个重大变化:一是高速增长三大比较优势基本消逝。高速增长的三大优势,就是靠劳动力的大量低价供给,靠资源环境大量低偿耗费,靠土地资源大量低费提供。在一二十年之后,这三大优势,基本消失了。二是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结束。我国现在城市化率大约是53%,城市化的速度一年大概增长1.5%,也就是十年15个百分点,二十年30个百分点。假如二十年之后,完成30个百分点,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80%之后,还能够大规模推进城镇化吗?能消灭农村吗?消灭了农村,中国人吃什么?我认为留给农村20%到25%还是应该的。可以说,15—20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化基本完成,因为已经达到80%了。现在河北省工业化程度肯定比有些省份慢了一点,但是20年之后我们的工业化真的就到收尾期了,基本完成了。比如说高铁、地铁、港口、铁路、公路等等,20年之后基本就完成了。到那时还干什么?三是“白发浪潮”效应将全面显现。这不是简单讲的老龄化问题,如果老有作为,能创造更多的生产劳动力,越老越好。这主要是指社会达到这个程度时,最终享受财富的人可能比创造社会财富的人的增长速度还快。这时将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普遍降低社会福利,跟现在欧洲人做的事情差不多了,退休年龄退后。我国也在研究退后一年或者半年。另一种选择,就是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四是全球新技术、新产业重大突破。20年之后,全球大环境、技术大环境肯定发生变化了,全球新技术、新产业必然出现重大突破。现在还在突破酝酿期,包括3D打印机,智能化生产,网络产业等,还没有形成一个规模性的产业推动。但是,各国都在抢占制高点,我认为,我国的战略机遇期也就20年,不可能无限延长,为什么?到那时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什么现在紧迫性还不是很高呢?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吃三大比较优势的老本,人口红利后期的老本,土地红利后期的老本,资源环境的老本,所以这时候会比较麻痹。终究有一天这些老本会吃完,而且时间不会太长。比如在碳排放上,我国和印度都是增量,而不是减量,碳排放的增长比经济增长水平要高,我国碳排放年均增9%到10%,印度增7.5%。这会导致什么问题呢?我国经济是增量,碳排放是增量,我国现在的经济总量是8万亿美元,美国是15万亿美元。如果10年左右我国的碳排放按照这个增量,就是达到全球50%的时候,很难想象那个时候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会是一个什么形象。我国现在最大的污染不是工业,而是农业。可以说没有人敢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粮食总供给,已经是十连增,不可能永远增下去的。我们现在即使十连增,但进口的粮食仍占16%,我们的粮食完全靠自己不行。谁敢做这个决策?这关系到13亿人吃饭的问题。我们现在解决的最大问题不是发展,而是污染的问题。关键是这个问题无解呀!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为改革付出的最大代价就是你的胃和你的肺,你不可能不呼吸、不吃饭、不喝水。改革难度之大可能远远超出想象。我们现在产业技术水平进步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到2011年国家创新指数,包括环境创新、管理创新,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成效等,都是不错的。这是我们自己跟自己比。美国全球经济高级产业研究院每年发布一个全世界制造业的报告,其中中国占很大份量。它的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品中的比例,汽车占四分之一,船舶占将近一半,机械工程占将近一半,计算机占将近70%,彩电占一半,手机占70%,洗衣机占44%,最重要的耐用消费品都是中国人生产的,中国人真是了不起。同时,这个报告也列出了我国需要进口的产品项目,比如集成电路、芯片是85%,数控机床是70%,纺织机电设备是70%,这些设备我们都不能自己生产。我们虽然是工业化的,但装备制造依赖度是相当高的,而且汽车、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这些产品都是我们的主体产品。

  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进步缓慢。从2011年数据分析,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占50%的以上只有三个省(区、市),北京、上海、西藏。西藏是个例,实际上我国只有北京和上海第三产业是拉动地区产业的主体产业。浙江、广东、山东都不行;第二产业占50%以上的有20个省(区、市),占54%以上的有9个省(区、市),第三产业不到40%的还有20个(区、市)。从我国1990年到2011年三次产业增长贡献的比较看,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十多年来不但没有明显改变,而且经常出现稳中有下降的趋势。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分析结论,就是国内除很少数地区外,工业制造业仍然是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中国工业化粗放式发展的整体状况没有根本改善。虽然个别地区有明显的进步,但整体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说,未来15—20年,中国经济仍然有高速增长的空间。

  一是国优民进、功能区别、创新分工。国有企业改革,是我们市场经济模式不容回避的问题。我不赞成国退民进这个观点。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国有经济不是退的问题,而是功能调整、功能转变的问题。我们的国有企业更重要的是在战略性、安全性,高精尖的产业去占份。我不赞成人为地把国有企业拼大,政府人为拼接的各种巡洋舰,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最终成功的案例。我们现在靠人为地推进企业短期的被动辉煌,进五百强几百强。如果真正进行市场化改造,最后全部垮台了。我觉得很多重要的产业,包括一些基础产业,战略性产业,国有企业还没进去。我对民进还是很赞成的,比如商业竞争性的行业,国企能进去,也能站住脚,但是成功的案例很少。我讲的成功指的是有核心竞争力,这样的例子不能说没有,只是凤毛麟角而已。国有企业有自己的管理方式,这套东西在战略性产业里没有问题,但是在商业盈利性产业上能真正站住脚的很少。所以,国优民进,功能区别,创新分工,将来要分开。产业创新和国家战略性的内调,还得靠国有经济。但是,大量的市场化创新主要靠民营企业。我不赞成国退民进,应该是国优民进。我们的国有企业,包括我们的国有银行,都有一个比民营企业更大的忧患意识,为什么呢?我们的国有企业,除了前面讲的大环境以外,还要考虑到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基本结束的时候怎么办,要为自己的前途命运着想。

  二是政府职能回归“公共服务本位”。在某一个时期,我们的政府职能把更多地重点放在了经济发展上,这是有道理的,不能简单否定,但这不是常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职能是公共服务,当市场经济发展了,就要回归本位。现在很多人讲我们是大市场小政府,这个我也不赞成。在我们这个国家,因为你公共服务的摊子这么大,政府小了行吗?政府不在大和小,关键在于干什么。如果政府变得很小,假如中央地方机构减一半,这样小了吧,但小了干什么呢,专门去管人财务,专门去管资源配置?我认为我们国家还要有相对比较强的政府,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摊子事不少。我们要从大分配上去解决平衡问题,就是要解决公共服务。现在我们老百姓最不满意的,包括农民工在内,各个层次都反映政府的公共服务缺位问题。房价为什么这么高,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提供基本规模的保障房。中央政府制定的规划,将解决城市人口20%左右的保障房。如果我们真能实现20%以上的目标,不需要靠商品房买卖,房价还可能这么高吗?但是政府没有提供这么多保障房,或者提供的保障房数量远远滞后,造成很多人没钱借钱也去买房子了。这显然是公共服务做的不到位。20%的目标并不高,西方很多国家政府保障房定的目标都是35%到40%。当然,我们要达到20%的目标也很不容易,这是供求关系造成的。由于我们政府提供的远远不够,造成无论有钱没钱都买房子,造成供求关系失衡。再看医改问题,搞医改很好。但问题是老百姓现在所需要的公共医疗资源太稀缺了。医改是把稀缺资源内部的结构搞顺,但是搞顺了以后还是稀缺呀!为什么医改不好解决,因为政府的财力、关注力现在主要还不是公共服务。我国投资最热的是大项目,像高铁、公路等硬项目,其他都是比较软的项目。长期以来公共服务职能和发展职能没有真正摆正位置。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国家经济规模这么大,老百姓的公共服务有这么多缺口,要把国富和民强的位置摆放好。我认为应该把民强放在前面,就是民富与国强。这看起来是一个概念,但却是一个战略思维。在建国初期,工业化、大锅饭时期,老百姓把肚子勒紧,收入也不算太高,那时候有必要把国强放在发展战略的靠前位置,先把国家的基础设施搞起来,这是有必要的,不能否定。建国前一二十年能够实现民富吗?一无工业,二无国防,你怎么搞民富呀!那时候国家抓军事实力、工业是有道理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们国家经济实力强了,就应该把民富放在前面,更多地注重解决民生问题。民生问题的解决其实也不难、并不复杂,就是把民生的项目当作硬项目,这就涉及到政府职能回归问题。政府公共服务是大量付出辛勤劳动,却很少有回报的事情,是真正考验政府是不是为公众服务的难题,往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重要思维。政府到底干什么,到底应该干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是政府的本质,这些都需要好好研究。

  三是用规范市场化思路解决政策难题。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市场化的制度供给总是慢半拍。比如以限购为例,现在房价比较高,中央限购,我认为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现在买房子是强大的投入,这个投入力量放开不得了啊!但是限购完全是行政性的办法,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漏洞特别多,行政成本很高。怎么办?肯定得由市场化、法制化所替代,但是我们市场化改革方面总是慢半拍。我认为应该实行三个阶梯的房地产税。第一个阶梯,自有房不但没有税,而且应该优惠贷款,优惠利率;第二个阶梯,应给家庭购买房产留一个空间。因为中等收入阶层成长起来了,由于证券市场出了很多问题,老百姓投资的渠道不多,所以家庭投资房地产应该有一个空间,但不宜太多。低税轻税,给中产阶级家庭的财产投资留一个空间,不要全堵死;第三个阶梯,就是三套房产以上的,应该认定为是投机需求,不但征收重税,还要征收一个累加的、叠加的重税。同时,我认为政府对出台这样的方案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制度投入。现在的限购办法漏洞特别多,很多都是比市场化的动作慢半拍。比如地方融资平台,现在地方主要靠土地出让金,这是不能长久的。但地方政府也没有办法,因为大部分税都让中央拿走了。而且现在地方的融资平台,都是通过各种规范的、不太规范的办法越搞越大,地方债务很危险。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得靠市场化的思维解决,还得通过规范地方的债务,还得通过税制、税权的重新调整,给地方政府的发展和公共投入一个规范化、法制化的方法。否则,地方政府只能想别的办法了。我觉得中央也在想这个解决办法。比如地方债怎么发,我是坚决赞成发地方债的,这个地方债不光是给地方政府一个融资的手段,还能给地方政府发展融资设一个上限,就是你可以发地方债,用什么发,用你的财政基础、用你的融资手段、用你的发展等等。但如果你实在资不抵债了,我可以宣布地方政府破产,这样政府就为自己的发展融资有一个上限。由于现在这些我们是没有的,那就只有不规范发展。我们现在亟需改变这种政策慢半拍的问题,还得靠市场化的思维。比如尽快出台允许发行地方债的政策,让地方政府得到更加市场化、规范化的融资发展手段和办法。

  总之,我认为向市场化改革寻找出路,无非是要找到“五个新”,即新的增长点、新的增长动力、新的国家竞争力、新的劳动生产力、新的政府管理方式。这五个新,都只有向深化市场改革才能找到出路。如果回到计划经济,强化政府管理,我觉得是找不到的,是解决不了我们国家面临的重大发展环境改变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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