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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解放思想大讨论学习与参考第49期

  

学习与参考

 

 

第49期

 

 

省委大讨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3年6月19日 



 
●专题报告之三: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贵在落实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贵在落实

 

  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中央立足全局、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抉择

  十八大把科技创新摆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一是提出了一个新战略,就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个战略与以前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可持续发展三大战略一起,构成了我们新时期创新驱动发展、科学发展的一个顶层设计。二是做出一个新的判断,就是科技创新是提升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科技既要促进产业变革和经济发展,加快提高社会生产力,又要大力惠及民生,推动社会进步。三是明确了一个新定位,就是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个定位非常高,这个定位怎么来的? 2006年,我们出台了科技“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创新型国家,提出了16个重大专项。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国务院下发了9号文件。较之世界其他国家来讲,我们更多地是依靠科技创新的力量来应对金融危机,既解决当前的问题,又通过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解决持续发展的问题。到2010年,在“十二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了“两个最”,最根本的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2012年7月,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6号文件,通过视频从中央一直开到县市,来推动科技创新。四是形成了一个新的阐述,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讲自主创新,是以全球视野,融入国际环境,加强开放合作的自主创新。我们讲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在原来提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协同创新。五是提出了一个新要求,就是要发挥科技创新对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作用。科技的渗透性和扩张性越来越大,不局限于过去科技用于经济、科技用于国防这些传统的提法。现在科技要惠及民生,要推动社会进步,要使我们的生态更加美好,也就是说科技的战略支撑作用是方方面面的。为此,十八大提出了许多针对性、政策性和指导性很强的措施,包括科技体制改革、基础研究和社会公益技术研究、科技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科技开放合作、科技资源配置、政策环境营造,凝聚全社会力量和智慧到创新上来等方面都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展开。

  十八大之后,新一届党中央、国务院又多次对科技改革和创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并作了重要讲话,总书记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并特别指出:之所以要把科技创新摆在这样突出的位置上,因为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根本措施。李克强总理也强调指出,要加快信息等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形成驱动创新的内动力,在高起点上做强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央为什么要提出创新发展战略,为什么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需要我们从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我国长远发展的需要来看待。十八大提出了“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提出了“五位一体”建设和“四化同步”发展的重大任务;十八大以来提出了“中国梦”,提出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着力点在哪儿,动力从哪里来,路径怎么选择,我们有哪些要素,其中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我们认为,中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的就是要为我国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一方面是中央能够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科学研判,提出创新驱动科技发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产业、产品、组织、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和品牌的创新。另一方面,这也是必然选择。英国的强盛、美国的强盛都和科技走在前面有很大的关系,或者说有着必然的或者根本性的关系。所以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确实是一个非常及时也非常正确的一个新的战略。

  从国际上看,我们已经到了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阶段。当前,全球科技、经济竞争更加激烈,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际环境出现新的变化,竞争格局的变化和各经济体的此消彼长,都需要认真研判,提出我们的发展战略。我们既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重大挑战。有四点值得高度关注:

  第一,全球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为各国发展必须考虑的重大变量。当前,世界范围内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的速度明显加快,能源、信息、生物、材料等领域正孕育着重大突破,新技术革命的巨大能量正在不断蓄积。科技在不断地演进,不断地发展,新的理论不断地出现,新现象背后的规律不断地被发现和总结。同时,以新技术突破为基础的产业变革呈现加速态势,对以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为基础的产业形成巨大冲击,正在深刻改变着世界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从蒸汽机时代到电气化时代,再到现在的信息化时代。传统的还在,新的产业形态又不断的出现,且规模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产业规模、发展速度和影响力。

  历史上,重大的科技和产业革命都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并不对立,现在可能就到了一个交叉点。按照前苏联的一个学者讲,这个交叉点一般三、五十年才有一个。前面几次交叉点我们没赶上,也就是热力学、蒸汽机的出现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电气化出现影响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电子学、计算机的出现到现在的网络等方面。这三次技术和产业的交叉点,我们都没赶上。第一次、第二次我们基本上属于旁观者,第三次我们赶了个尾巴,到现在为止,我们计算机谈整机还可以,但是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以及一些材料科学等方面,我们掌握的核心技术仍然不多。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同时并发,这次机会在哪,到底会在哪个点上交汇。是在能源上交汇,还是在信息化新的发展上交汇,还是在材料上交汇,在生物上交汇?这些都是后备可选。但哪一个可以像信息化这样吸引这么多投资,安排这么多就业,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使经济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大幅增加?现在还没看到。但我们必须有所准备,这种准备不仅要体现在如何分析研发上,更要体现在如何行动上。你光是研发,大家坐而论道,论到最后人家又走在前面去了。我们讲能源怎么样怎么样,结果美国人研究出新技术了。回顾历史,丘吉尔一战之前是英国海军大臣,二战的时候当了英国的首相。他本身并不是科学家,但是他看到了新能源的变化,过去军舰都烧煤,他从1911年开始主张用石油,一用石油,军舰的续航能力、机动能力速度等马上提高了,这一下英国的舰队胜了。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不仅要看到,而且要行动。

  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快速发展,对我们来说不一定都是机遇,更多的是挑战。比如,热力学的研究成果用于蒸汽机,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时,中国还是清王朝,还是一个封建社会,对中国来讲就是一个挑战。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天津保卫战,我们几万人打不过人家的几千人,我们的冷兵器打不过人家的热兵器。到了1850年左右,法拉第电子感应理论的出现、电机的出现、电气化的出现,直到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出现的时候,对我们一直是挑战。中国近代史上,挨打、受屈辱的根子在技术落后,转方式调结构,根本出路在科技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机遇对大家是公平的,我们看到的机遇和挑战别人也看到了,关键看谁看的准、行动快,态度坚决,方法得当。抓住了机遇就将赢得未来,抓不住就只剩下挑战。我们要特别重视对新技术的研判和把握,以及怎么去抓住它。创新驱动已经成为决定国家和区域兴衰的战略焦点,我们必须在创新驱动上有更大的作为。谁在创新驱动上能够走在前面,谁就可能变成一个发展的集中高地,也是利益的高地。在这一点上,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代领导人都看到了,今天越来越突出。

  第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在持续。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步伐。原来的模式难以维持,新的发展路子在哪?原来的平衡被打破,原来的结构被打破,新的合理的结构是什么?新的平衡怎么建立起来,这一点很重要。

  深入分析这次危机,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周期性危机的特征,更多地表现出结构性的特点。所谓周期性的表现,就是就业率不高,失业率居高不下,GDP增长总在低水平徘徊。但本质上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问题是金融危机的本质根源,包括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也包括区域结构。区域结构是个老问题,包括中国的城乡结构,不同区域之间的结构,问题很多。从国际上看也是这样。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欧洲对实体经济并不太热心,过去他们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后来他们不生产了,只出点技术,出点管理,出几个律师、银行家,生产放在亚洲。他们主要靠印钞票,实在钞票印不了的话,再把杠杆率弄的高一点,弄点衍生品,来跟你兑换实体的东西。这样就变成了生产的不消费,消费的不生产。中国人自己生产、自己也消费,但很多的生产是出口的,所以出口拉动是我们这些年经济发展一个强劲的引擎。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人认识到光靠虚拟的肯定不行了。因为虚拟经济跟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时候必然发生危机。所以他们现在要再工业化,要夯实实体经济的基础。那就面临着再平衡,原来的平衡是我们生产出口给他,现在他们自己生产,可能成本比你低,质量比你好。两个同样的东西一起到国际市场卖,美国人讲,我也用我自己的了。原来的平衡被打破了,新的平衡怎么建立?出路要靠科技创新。最近苹果5卖的也不是太好,苹果4S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中国生产的,但第一波不在中国卖,在中国生产后拉出去到其他国家卖。第二波也不在中国卖,我们中国一些喜欢苹果产品的人在国内买不到,还从国外带两部回来。等到第三波到中国来卖的时候,一天就卖了400万部。一天从中国拿走了两百亿。这一个产品半年在全球就卖了6000万部,拿走了3000亿。只是这一个产品就有这么大的规模。3000亿是一个什么概念?一个产品影响了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GDP的这么一个数量,中国GDP去年才52万亿元,3000亿这么一除,就是0.5%,我们哪一个产品,它还不是一个企业有这么大的规模。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的手机,有些企业这样的产品还是过少。从这一点来看,整个这个金融危机我们要科学分析,不仅是周期性的,更多的要看到它是一种结构性的。

  全球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了科技供给的危机。我们的投资结构、过去的投入要素,光靠钱、光靠低成本劳动力、靠土地的投入难以维系,这个门槛比较低。现在,更多地要靠人才,要靠科技创新,要靠政策,要靠体制机制,要通过改革来使我们的环境更加适合创新发展的要求。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发表了美国创新战略,欧盟公布了地平线2020计划,俄罗斯发布了2020年前创新发展战略,印度积极规划2010到2020的创新路线图。奥巴马连任以后,在第二任期的首份国情咨文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要确保下一轮制造业革命在美国发生,要使研发投入的水平达到太空竞争以来的最高水平。我们知道,1957年前苏联发射卫星以后,美国人在技术上落后了,当时叫卫星时代。现在面对科技创新浪潮,奥巴马提出要像当年苏联发射卫星后感到落伍的那种压力一样,要认识到今天创新驱动发展,美国所面临的压力。实际上美国现在仍然走在前面,不管大学水平、科研水平、新事物和专利产生,美国基本上还是占到绝大多数。中国虽然论文数据多,但是相对美国来讲,还只是人家的多少分之一。尽管如此,美国始终有一种危机意识。

  随着国际科技经济竞争的加剧,我们科技创新在国际上受到的关注不断增多,迫切要求我们在创新驱动发展上作出更大的努力。过去,我们国家科技水平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候,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竞争力还不够的时候,人家没有把你太放在眼里。现在中国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二,在一些科技领域的水平和竞争力已接近发达国家。从不能望其项背,到能够并肩前进,这时候他就把你当竞争对手了,美国人的逻辑是这样的:打仗的时候打不赢的是朋友;打得赢的,要么跟我当小兄弟,要么就是对手。不管中国再讲和平崛起,但美国人观点不一样。你只要有能力跟我竞争,不管你想不想跟我竞争,我就认为你是我对手,是基于实力的判断。所以,中国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发展水平,当然还是要营造和平的发展环境,要韬光养晦。但别人看你今天的实力和影响力,以及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是你再讲和平发展他也会把你当对手。我们面临的发展环境会更加严峻。过去我们要一些东西,别人说反正你水平不高给点也行;现在一般的东西我们不要了,我们要的也都是最好的东西,那他们就意识到这个东西不能给。所以我们就要讲开放合作。

  第三,全球化呈现出一个新的特征,从以商品、服务、资本为主的全球化向科技、人才为主的全球化拓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二战开始,由于物流水平的发展,通信业的发展和国际贸易规则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全球化得以实现。全球化初期是以资本、服务、商品为主,现在,这几个要素都还存在,但是各国都在强调科技的重要,强调创新的重要。资本也好,商品也好,包括一些生产资料也好,都要跟着新的要素流动而流动。比如人才的流动,真正手上握有资本的人,是看谁创业的成功率高,回报比较快比较高,就投资给谁,人才流到哪资本就跟到哪,也随着科技成果的流动而流动。英国有个17岁的男孩儿发明了一个智能软件,马上就有人投资。资本这个东西既是短缺的,又是富裕的,就看你手上有没有好东西。像这种创新的成果,科技含量高的东西,它门槛高,竞争对手就少,在一段时间里面的垄断利润就很高。全球化的一个新特征,就是从原来的资本全球流动、商品全球流动、生产资料的全球流动,现在受人、受科技、受创新生态环境、体制机制政策的影响而流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从原来以自然禀赋为主,逐步地以竞争力为主了,这个竞争力更多的是人、是科技,是制度环境。所以,表面上看,流动好象没变,但是左右流动的东西变了,内在的力量在发生变化。人才到哪,科技的创新能力到哪,创新的高地就在哪,竞争力就在哪。国际竞争历来也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我们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驾驭全球化的新趋势,以科技创新的成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拓展新的空间。

  另外,要看到全球进入到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未来一二十年将有30亿左右的人口要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必然带来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面临这样的大趋势,我们有一个怎么去适应怎么去调整的问题。

  第四,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正在强势回归、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美国人原来的实体经济很少。奥巴马曾经问乔布斯,苹果为什么不回到美国生产?乔布斯讲,你要给我找一大批高技能的蓝领工人,要给我找一大批工程师。美国现在这方面的人少了,都当律师当银行家了,当高级白领了,做管理了。现在美国认识到了,所以他要搞“再工业化”,要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美国的“再工业化”提出了四大目标,跟我们都是竞争性的。第一是要成为最具竞争优势的制造中心和最具吸引力的国外直接投资目的地;第二是要大幅度拓展美国制造的全球市场;第三是要培养符合21世纪经济需求的劳动力;第四是要进一步主导世界制造业的创新,下一次制造业创新的革命必须发生在美国。美国这四大目标和中国制定的目标,每一条都是竞争。过去是我们生产他们消费,他们搞服务我们搞制造。现在他们也搞制造,和我们是同质竞争,产业结构、竞争空间都一样。美国“再工业化”的本质就是要再造高附加值的制造环节,重塑美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增强美国对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的控制力,继续保持全球经济霸主的地位。我们一方面要正面做大,通过科技创新,提高我们的制造水平和产品的竞争水平。另一方面要保持我们的特色,要继续保持我们差异化的优势。

  从国内看,实际上我们现在确实到了必须依靠创新发展的阶段。我们虽然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但是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产业竞争力、科技水平、劳动力素质、管理水平,包括对未来趋势的研判分析能力,都不是世界第二的水平。我们只是经济规模上的第二,质量还不高,竞争力还不强。大家可能都看过《国家竞争优势》这本书。过去评价一个国家是用自然禀赋评价,以实力来评价,所以我们总是讲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后来用钻石模型,用竞争力来评价。竞争力和实力的区别在于,竞争力更强调人,更强调制度环境,更强调科技的作用。提高社会生产力,更多的要靠竞争。中东的土地面积占全球的4.2%,石油储量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60%。但是用中东石油和控制中东石油的是谁?并不是沙特、科威特这些中东国家,而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尼克松说,地球上最能称得上战略要地的就是中东。为此,美国一任又一任总统都插手中东事情。最近稍微好一点,因为美国的页岩气开采已经达到了规模效应。

  我们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亟待解决。新形势下,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十分突出,结构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包括我们的经济结构、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像需求结构,我们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是并行的。一方面劳动力过剩,就业形势紧张;另一方面高素质的适合现代产业发展要求的劳动力不足,人才匮乏。一方面手机总量过剩,一方面我们所需要的产品不足。这些过剩和不足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相对过剩和相对不足是同时存在的。产业结构,举一个农业的例子,我国收获的农产品和加工相比,大概是一比一点几。而像欧美这些国家,如果收获的粮食是1的话,后面的加工,形成的产值一般是5到8倍。如果按这样的比例算,中国的粮食、中国的农业就不应该是一个弱势产业,而应该是强势产业。中国去年的农业收入是五万亿左右,如果达到5倍、8倍的水平,就是几十万亿。就全产业来考虑的话,从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各个环节,从物流环节,从后面的加工,到食品安全,以及这里面技术各个点的突破,和形成产业化的,包括化肥、种子、农业机械化、信息化等等,带来的农业产值就是几十万亿。我们的产业结构是最传统的,农业是一产,怎么把一产变成一二三产,农产品加工就是二产,后面的物流等服务就是三产。前段时间到新西兰,猕猴桃原种是在中国,全球现在知道的猕猴桃品种是154个,有152个在中国。100年前,猕猴桃到了新西兰。新西兰现在把这个产业做成多大了呢?做成了仅次于羊毛的第二大产业,占全球市场70%多。而我们占多少呢?只占全球市场的百分之一点几。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我们农业的潜能很大。靠科技转化成产业,从一产向二产三产扩大。还有要素投入问题,我们原来叫投资拉动,或者叫低成本驱动。低成本驱动无非是人力、土地,还有牺牲环境,现在靠低成本驱动是不行了。

  这些结构性问题,与创新的能力与结构,与人才、国民的能力与结构是息息相关的。虽然看上去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但本质上还是科技的有效供给不足和科技转化能力不好的问题。所以,现在已经到了创新驱动,到了经济社会发展要向科技要答案的阶段。科技的发展和规划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过去科技、经济有两张皮的问题。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民生领域出现的一些难题,可能想到的是投资、是土地,没有想到怎么向科技提出要求,或者科技的成果怎么转化。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转方式、调结构的需求更加明显。刚才我讲了,这种再均衡到底怎么走?我们过去走的是出口、消费、投资三架马车拉动的传统道路,现在这三架马车的结构怎么来调整,跟国际上这种新的调整和平衡怎么去应对。在转方向、调结构的问题上,十八大提出了“四个新”,就是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这“四个新”里面,讲动力就是创新驱动。只有这个动力先动起来,才能推动其他三个方面的新。

  二是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近代以来,160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时候,跨过去的很少,也就10多个。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能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没有先例,完全要靠探索。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区间了,如何突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国今后五到十年重大的挑战,也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重大任务。这一阶段十分关键,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重蹈拉美覆辙。同时还要看到,过去依靠人力、资本、土地和牺牲环境的发展模式已难以持续,一些新的要素要加进来,而且创新要素的权重要加大。这就包括科技创新,包括人才,包括通过改革向制度要红利,这方面要加大。原来,驱动发展的土地、人口成本、牺牲环境是等号左边的,等号右边是我们这些年GDP增长。但现在土地约束收紧了,环境要求收紧了,人工成本提高了,等式左边上升以后,等式右边就要下降。要保持等式平衡靠什么,靠提高社会生产力;怎么提高社会生产力,还要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把科技、人才、制度、环境政策的改革优化作为新的动力。

  三是科技的渗透性、扩散性越来越强,对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技的渗透性主要看什么呢?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周期越来越短,这也成为了全球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而目前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实验室里面出来的就是产品。现在一些新的企业生产模式已经变了。过去建设一个企业,就是土地、厂房、设备、招工、培训、上岗,再往后当然就是销售服务体系建立,是这么一条线。现在可能是什么呢?就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实验室本身就是车间,实验室的产品就是直接面向市场。比如说我们想搞基因排序,第一个基因排序,全世界的人在一起花了多少亿美元才把它排出来,中国只排了1%。现在给一个基因排序很简单,几千块钱到万把块钱就行。也就是说,它在这个实验室里面,这边做着实验,那边拿着定单就直接变成效益了,没有车间,也没有多少设备。就是实验仪器,企业的主要资产就是人,主要的产品就是智慧型产品。那么像这种新的企业形态的出现,可能就更有竞争力,但更多的是依靠人,依靠知识、科技,依靠创新精神和创新理念。这就是新企业的一些新的形态,这就是我讲的所谓商业模式、产业形态、企业形态发生的变化。华为的老总任正非讲到,现在开始招了不少学数学的人。过去华为都是跟在爱立信后面走,只要会生产就行了。但现在华为走到前面了,光会生产就不行了。当你前面看不到路的时候更要靠创新,所以现在产品的设计必须要自己做。产品设计很重要一个环节,就是要做模拟仿真,模拟仿真当然就要找一些搞数学的人来建立一些数学模型、逻辑模型,来编软件做实验,所以他要招一些学数学的人。这就是走在前面的一些企业,和跟着走的企业,考虑的问题有所不同,企业改造的方向都不太一样的。再有就是科技的扩散性。现在,科技在经济、军事上都是常用的。以色列和叙利亚冲突,以色列一架飞机也没受伤,叙利亚73架飞机被打下来。73:0,这就是很典型的例证,一个用了现代信息化,一个还在机械化时代,差距就这么大。假如说叙利亚还有飞机,可能这个击落的数量还会增加。所以说,强手看弱手是透明的,弱手看强手是黑糊糊一片,看不清楚。但是现在,不仅仅是在军事上,已经用到了社会管理等各方面。周本顺书记在中央政法委工作的时候,就非常重视科技创新,每次开26个部门办公室会议的时候,中政委的司长就要讲上一番他们是怎么做的。民生方面、社会管理方面,生态方面,等等,都需要科技的力量。所以科技的扩散性越来越广泛。

  总之,当前我国主要靠投资拉动,靠低成本劳动力要素驱动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新的发展方式已经成为迫切而重大的一个课题。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十分重大的判断,就是我国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速推进农业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一些新的机遇。就是机遇挑战并存,但是不同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的内涵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未来发展还要靠科技创新来带动管理、产业模式、商业模式等创新。

  二、中央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方向已经明确,关键是需要抓好落实

  落实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重点抓好三个层次的工作:

  第一个层次是推动经济实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提升,这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首要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变,“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没变,我们的重点还是要提高经济实力和社会生产力。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但是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竞争力也是世界第二,我国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也不是世界第二。必须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努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已由较长时间的两位数增长进入到个位数增长阶段,要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依靠科技的力量。科技创新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还是强身健体的一种体现。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内容。我们讲的经济指标,还是看我们经济本身的体制怎么样。就像一个人一样,身体体质好,好工作、高工资是外在表现出来的,但是这个人要具备知识和技能,又能与人为善,这往往才是企业想找的人。从这个角度看,高工资和好工作恰恰又成为负担,最关键的还是要把力量用在提高能力上。因此,创新驱动的重点就是创新能力要提高。

  首先,需要抓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努力在“中国创造”上取得突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应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迫切需要。2006年以后,国家提出了16个重大专项,瞄准的就是战略新兴产业,不论是重大装备也好,还是互联网也好,还是生物等等,包括核能都是。我们必须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改造升级转型,使其更具竞争力,使其与环境更加友好,效益更高,产品更优异。在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上,特别是中国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能不能站得住,能不能有竞争力,想到的能不能做得到,将决定着我们下一步竞争到底是被动还是主动。新的技术应用于产业的时候,一般三五十年才有一次,过去几次,从1750年、1850年到1950年,欧美发达国家没跟我们商量,人家自己就做了。这次跟我们商量了,我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开始行动了。这次不能晚了,如果再晚可能又要落后三五十年。

  其次,需要加强重点产业转型升级的科技支撑,进一步壮大“中国制造”。这一点和河北省委提出的“无中生有”、“有中生新”的部署是一致的。关键是怎么做精、做好,做得成本更低,做得比人家更好。因此,传统产业不能丢,但是传统产业的做法可能要发生变化。

  我国要想在2020年成为创新国家,要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其重要的载体和抓手就是区域创新,也就是全国各省市的创新。怎样去建立创新体系,用什么样的标准去看待创新体系建设。创新体系的核心是产业的竞争力和产业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贡献,产业好不好关键看的就是企业,而且不同的产业要求不同的企业。如信息产业刚发展的时候,像IBM、康柏、戴尔、惠普,中国的联想等,都发展起来了。等到移动终端的时候,像苹果、三星、中国的联想转型转得很好。再等到互联网的服务发展起来了,就变成了谷歌、facebook、推特,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都发展起来了。一个产业怎么样,关键是看企业,有多少企业愿意投资,并且新投资的企业能够在产业领域中间深层次快速发展,恰恰决定了这个产业本身的客观价值和主观结果。

  第二个层次是使科技更多地惠及民生、推动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这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目的。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有这么几个标志:一是国家安全。二是经济的持续发展。三是老百姓满意。要使我们国家具备综合国力强、核心竞争力高、国际影响力大,这是我们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既要强调科技创新的经济价值,也要强调它的民生价值、社会价值、安全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科技创新对发展的作用是方方面面的,科技部也在作调整,积极撬动科技的作用,把“四化同步”、“五位一体”建设的重大需求、重大难题,从科技角度上进行分析,变成科技的空间。看科技的问题,找出科技的着力点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比如,在粮食安全方面,我们18亿亩红线怎么守住,我国盐碱地大约是5.3亿亩,有的农业专家说有两亿亩能变成良田、变成耕地,通过科技改造,在育种、土壤改造、生产方式等方面变革,会使一部分变成耕地。科技增粮有两个方向,一是提高单产,特别是需要加强种业科技的创新。二是提高中低产田的增产能力。如能在抗旱和抗盐两方面有重大突破,科技增粮的潜力将十分巨大。另外,就是用信息化来抓农业。现在的农业不是农业社会的农业,也不是工业社会的农业,而是信息社会的农业。如何综合运用农业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各种手段来完成,怎么样把这三化与城镇化结合起来,以农业现代化来推动四化同步,把农业工业化作为抓手来干这件事情,是我们下一步农业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三个层次是推动科技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这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关键所在。为什么把科技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摆在核心位置?这里面有三个逻辑关系:第一个层面,是国家实力和竞争力;第二个层面,是经济实力和社会生产力;第三个层面,是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就是要从科技入手,解决经济方面的根本矛盾和核心竞争力的问题,提高社会生产力的问题,依靠经济上的强大,带动我们国防和其他方面的强大、民生的改善。所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以经济为中心,经济发展根本的力量要靠科技创新,要形成科技的核心定位,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引领作用。

  抓好上述三个层次的工作,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迫切需要全社会增强创新自信。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的。创新自信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国在科技方面、创新能力方面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取得了一些成果,包括基础性的、前沿的,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比如最近清华和中科院联合研究小组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100多年来,前面发现的几种反常现象都获得了诺贝尔奖,所以这一次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也是世界最高水平。比如我们的航天工程,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比如包括我们新的核聚变,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因此我们要自信。另一方面,我们在促进科技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转化为产业、转化为经济效益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过去我们很多东西靠进口,现在我们自己完全可以替代,这里面很多都是跟科技有关的。但是,也不能妄自尊大,我们现在和欧美国家差距还很大。习近平总书记对引进与自主创新有一段论述,过去30多年,我们发展主要依靠引进工业革命的成果,基本是利用国外技术,如果现在仍然采取这种思路,不仅差距会越拉越大,还将长期被锁定在产业分工格局的低端。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综合国力竞争中,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走自主创新道路。我们必须在加强对外技术合作中,主要利用自己的力量突破关键技术。

  三、落实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根本动力在于深化改革

  第一,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变革。要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这不是在工作层面上,也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一个战略,是从体制机制、长期目标等等方面考虑的,都要按照这种方式来加以改革。过去的改革是以要素驱动,现在要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了,我们的体制机制、政策体系怎么才能适应,哪些是基础的,哪些是要变的,我们应重新认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更多是依靠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的经济快速增长和自主扩张。今天,这些要素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再要像过去那样以要素投入为主来发展,既没有当初的条件,也是资源环境难以承受的。我们必须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要按照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路径走,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那样的条件。多年来,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做出了一系列改革,如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这一系列改革才使我国经济这30多年有了一个持续快速的发展,才成为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的大国。现在要求变了,从原来经济以规模扩张为主,转向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主。我们这次改革各方面要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质上提出新的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也正是中央提出来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加快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改革解决了吃饭问题,企业改革解决的是经营机制和活力的问题,对外开放使我们得到了两笔财富,一是得到了知识,二是得到了市场。通过改革开放,一大批民营企业建立、成长和发展。下一步的改革,要从导向和主体上更多地关注,怎么样适应创新驱动,怎么样适应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产业经济、产品、商业模式的创新。

  第二,实现从要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变,需要科技改革和经济改革等有机互动。经济改革是大改革,科技改革是要解决如何把经济中的重大技术需求变成科技的重大课题,要解决好对经济发展的服务问题。同时,经济发展中,如何为科技发展提出了更多的问题。现在我们讲科技、讲经济,往往是两张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从科技来讲,科技工作应考虑经济上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竞争力提高。而在追求一些前沿、追求支撑等方面可能会多一些,因为高校、科研机构的诉求和考核指标不一样。另一个就是从经济发展来讲,当经济发展好或不好的时候,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怎么要投资、要税收政策、要土地,等等。现在我们讲经济和科技结合,实际上要从战略规划一起来做,布局要一起来做,资源要统筹,并且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这就包括布局的问题、政策的问题,也包括考核的问题。科技的考核要以经济来考核。在考核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时候,更多地要看你依靠什么来驱动,你这个资源中间哪些比重在上升,哪些比重在下降,你带来的这个效益是一种短期的还是长期的,你进入这个门槛是高还是低,你这种发展是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科技创新资源的统筹协调也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如何把各种科技资源真正配置好,使它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只有加强科技资源的统筹协调,实现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真正提高科技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加强科技创新资源的统筹协调,不是说要把资源集中到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统一管理,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有效的机制,加强部门之间,各级政府之间,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协同,使分散在不同方面的科技资源形成整体合力。

  第三,需要把加快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落到实处。从去年开始,启动了新一轮的科技体制改革。我认为,加快科技体制改革重点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是加快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科技和经济结合,企业应该成为技术创新的决策、投资、项目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在投资主体方面,去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是一万亿左右,其中74%的投入来自于企业。中央财政投入是两千多亿。企业自身的投入占了全社会研发投入的绝大部分。在一些国家和重大科学计划决策中,在一些国家的研究平台方面,在国家财政配置科技资源的过程中,企业还有一些方面需要改进。比如国家重点实验室,按照规定只能建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所以,现在这方面也要进行改革,正在探讨这个事情。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也要进行改革。企业能不能成为主体,要看研发机构、研发力量、研发队伍和研发成果。企业要靠自主研发、自己的技术、自己的产品到市场上去竞争,如果都是代理、组装的,就很难说是创新主体。检验企业是不是创新主体,要看你能带领多少科技型企业跟你一块儿干,你能把多少高校、科研机构的力量吸引到你这里来,形成一个产学研结合,并且政府支持的一个创新的生态系统,形成一个创新的基地效应。如果企业只是单打独斗,肥水不落外人田,就像过去有的企业做电视机,不但做电视机,连装电视机的包装箱、泡沫都自己做,这种企业怎么可能有竞争力?一旦市场不好,整个工厂将全部成为包袱。所以,要成为创新主体的企业,自己能力要强,而且能带动高校、科研机构,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实现创新成果的转化。每个企业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整体上是一个合理的、有机的系统。

  现在国家从三个方面在推动技术创新工程,就是如何建立一批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如何把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整合在一起建立创新联盟,如何推进中小企业创新,在他们自身有些实验条件等方面不具备的时候,如何为他们提供公共的平台,为那些有能力创新、但没有能力投资的企业提供一个创新服务的环境平台。另外,如何把国家的863计划等配置上去,把国家重大专项计划配置上去等等,努力使大中小企业合理定位,一起来创新。

  二是释放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从政府来讲,要做好战略规划和政策引导,激发各个创新主体,包括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各类创新人员,包括搞基础研究的各方面人员的积极性。这就需要在科技资源配置上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比如,论文问题、科研经费的使用问题等等,很多基层评奖,什么奖金、职务等,都跟论文有关,这本身并没有错。每一个搞研究的人,包括起草一个调研报告,都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形成一篇小论文,等结题的时候再形成一篇大论文。论文主要是以学术研究为主,但也有为了晋升职称而写的。论文写出来以后怎么用,是值得思考的。现在,往往只要你的论文发表了就是好的,实际上高水平的论文我们要鼓励,水平不太高的论文,每一个人都能做的论文要限制。现在论文和职务、职称、奖金等各方面挂钩过多,这不是论文本身的罪过,是当我们没有其他标准来评职称的时候,才想起来这样做的。我觉得对论文本身要鼓励,而怎么去用论文就要讲究科学。现在有一个评奖机制,评奖本身是国家政府对于一项科研成果给予肯定,这没有错。但是,把奖项和院士及其他方面挂钩过重,这就有问题了。你做了研究,取得了成果,同行认可,国际国内认可,最后评个一等奖也好,给个荣誉也好,包括给点奖金也好,这本身没有错。但是你跟后面挂钩过重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它只能表示你过去取得的成果,也只能表示你在这一个方面取得的成绩。如果把他整个人的能力水平高低,甚至能力全面不全面都联系到了一起,这就表明我们在用论文成果的时候出问题了,而并不在于评奖本身有问题。当然,评奖本身也要讲究科学。我们到美国贝尔实验室去参观考察,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跟其他人完全一样,如果他们自己不介绍可能你还不知道。还有一个是国家科研经费升级,对政府来讲怎么样使他衔接、高效,这是管理水平要提高的地方。但是,科研经费使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都是国家财政的钱,能不管理吗?试想,如果科研经费只放不管,没有一定的程序、手续,也会出现问题。现在,有一些搞科研的人,并不能专心搞研究,既当总经理,又当董事长,什么都能当,还会管帐,什么都想抓在手上,这肯定有问题。要讲究团队意识,不能因为你一个人有一项技术,就把什么东西都抓在手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也有自己的弱点,各有所长。有些人专门负责课题管理,找政府申请课题,接受审计、监督的时候,他可能对这个业务流程更熟,但是他不一定是研究方面水平最高的人。现在,有些人只要自己有一项技术,自己就什么都得当,如果成立公司,就当董事长、总经理,甚至连会计都当,这就出问题了。从政府来讲,特别是科技部,今后一定在这方面认真倾听意见、认真改进。有些事情,要把它再分解一次,在更下一个层次细分一下,使各个创新主体能够心平气顺,把精力真正放到创新上面来,给合适的人合适的位置,让他真正发挥作用。如果你让科学家非得去填表当会计,这不见得是他的特长,最后会计水平未必高,研究水平反而下来了,因为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在评价机制上,过去我们也有一些偏颇,明明是搞应用研究,搞产业发展,非要达到国际什么什么水平?搞基础研究,前人探索的,就采取同行评价。如果你真的是世界水平,你就看着世界水平还有几个同行,能经常坐在一起喝咖啡、喝茶,你有什么活动把那几个同行请来,人家有什么活动把你请去,这样的才是在国内最高水平。如果是产业化项目,要拿到市场上来看,有定单就行了,市场认同就行了。曾有一家上市企业,请了几个专家搞认证,结果认证那天股市就跌。这样根本评不出来,因为这是市场的事情,不是靠几个专家就能评出来的。总之,加快完善科技创新评价制度,重点是要加强分类评价,这样会更好一点。

  三是强化科技创新资源的开放共享和高效配置。我们国家有很多企业,有不少创新的资源,有些利用率比较高,有些利用率就不高,有些可以通用的利用率还不高,这就要考虑如何让大家共享的问题。这方面也在进行改革,如果你买了一台设备花了几十万几百万,一年也用不上几次,利用率很低,而别人要用的话还得买。在这方面,重点是要建立健全科技创新基础制度,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国家创新调查制度、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和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形成科学合理的资源开放共享机制;加强科技改革发展的监督评估,确保国家科技重大任务的有效落实。

  四是完善激励创新的政策环境。这包括财政科技投入、财税政策、科技金融等在内的多元化科技创新投入体系,引导金融、社会投入更多地支持产业技术创新,财政投入更多地用于基础前沿研究和公共科技服务。加快完善创新环境和创新土壤,坚持以用为本,增强自主培养人才的能力,同时提升对国内外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特别是要推动完善人才流动和使用机制,解除人才成长和流动的后顾之忧。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科技创新管理,扩大科技开放合作,进一步健全科技创新政策体系。

  总之,要真正释放科技创新的力量,使科技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很大程度上还是靠改革。改革是我们30多年发展的一个法宝,也是我们持续要掌握的一个法宝。对于河北而言,无论是提出创新驱动、科学发展也好,还是提出“无中生有”、“有中生新”也好,还是在抓好重点城市的同时把县域经济做大做强,有许多是下一步我们做好科技工作需要学习借鉴的地方。省级层面的科技工作,可能更多的是技术创新为主,与全省的经济社会民生发展如何结合好。对于知识创新,虽然省级也有,但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在全国大布局的背景下,省里如何把这一块工作做好。对于创新的服务体系,省里也要有自己的特色,如何服务好中小企业,服务好高校,服务好科研机构,服务好市场等等。到了市、县级层面,除了地方有特色的、有基础的做一些基础研究之外,可能更多的是结合本地实际,把发展中的问题变成科技的问题,当地有的用当地的,当地没有在省内找,省内没有再到全国各地找。找到以后,把人才吸引过来服务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之,科技工作在不同层面有区域特点和各个层面的资源特色,不同层级职能也不同,要求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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